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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之约|车书万里通

长城提梁机 提梁机 2021-10-25 17:01

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

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刘同华

汉代“单于和亲”砖范,是颂扬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证物。释文为“单于和亲,千秋万岁,安乐未央”。

唐代摩羯纹金花银提梁壶,有着典型的域外风格。

明代《九边图》屏(局部),图中所示的北京城西北昌平一带关隘,清晰可见居庸关、八达岭、岔道城等地标。(资料图片)

“长城内外皆故乡——内蒙古文物菁华展”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,这是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又一大型文物精品展。展陈的240多件套精品文物,系统揭示了几千年来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、融合和升华的历史脉络,展现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。

夏商甚至更早,不同地域的文化已交融汇合

横贯东西的长城,见证着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碰撞和交融,形成了著名的“长城地带”。长城地带处于气候过渡带,是游牧和农耕生产方式的过渡地带,也是一条特殊的文化地带,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。

展品中有一件夏商时期的彩绘陶罐,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墓地。

这件彩绘陶罐,放在今天平平无奇,但在古代,陶罐一直是中国古人饮食活动中重要的盛贮器。

仔细观察罐身,在黑色底衬上用红白二色绘出二方连续的多单元繁缛几何纹,这种几何图案的构图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器皿纹样有诸多相似,表明了北部边陲与中原腹地古代文化的姻亲关系。

我国的考古泰斗苏秉琦曾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“满天星斗说”,意思是中华文明起源如同满天星斗,散布在古老的大地上。

我们通过早期文明遗址,以及今天能看到的器物——比如这件彩绘陶罐,至少能证明在夏商时期甚至更早,不同地域的文化已经进行交融汇合。

展陈作品中,另外一件西周时期的“许季姜”青铜簋,同样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与中原诸侯国的交流。这件青铜簋,侈口方唇,兽首双耳附象鼻形珥,通体饰直纹。

最值得关注的是底部的铭文:“许季姜作尊簋,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许为国名,姜为姓。许国,是周朝时期的一个诸侯国,西周初年,周成王封许文叔于许(今河南许昌),建立许国,国君为姜姓。

完全可以断定,这批青铜器是中原地区制造的,从中原腹地的许国传入到边陲北方,成为当时东胡贵族的陪葬礼器。

要知道,许国与发现这件青铜器的赤峰相隔数千里,足见当时文化交流之广。

一般来讲,长城以北宜牧,长城以南适农。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不仅是自然与生态环境使然,也是不同族群与文化在此相互作用的结果。因为文明的交融是挡不住的。从夏商时期开始,农耕与畜牧业区域的变化,使长城地带文化的多元性日益凸显出来。

一块记载昭君出塞的“单于和亲”砖

战国晚期,匈奴兴起于蒙古高原,并首次在北方草原建立了部落联盟形式的“马上行国”。长城地带的诸多部族或者内徙融入中原农耕民族,或者北越长城成为匈奴部落联盟的一员。

展品中,有一方“单于和亲”砖范(图①),成为当时胡汉交流的历史物证。

“单于和亲”砖范呈正方形,正面是典型汉篆,释文为“单于和亲,千秋万岁,安乐未央”,背面为一剽悍奔马。字数如此之多的和亲砖范非常罕见,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。这方砖范,记载的正是汉代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。

竟宁元年,也就是公元前33年正月,汉朝的属国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朝见汉元帝,主动提出要做汉朝的女婿,于是汉元帝就将王昭君许给了呼韩邪单于,同时把年号改为竟宁,意思是天下太平。呼韩邪单于也上书表示愿意永保塞上边境安宁。

于是,大约六十多年间,“边城晏闭,牛马布野,三世无犬吠之警,黎庶无干戈之役。”以至于有人说,带来六十多年和平局面,正是因为昭君出塞和亲。

这种说法,固然是在感情认同的基础上,夸大了个人作用。往深了讲,还是当时汉朝和匈奴都希望有一个和睦相处的时代愿景,这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

所以应当说,昭君出塞是当时和平友好背景下产生的一段佳话,这段往事更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,传颂不绝。

昭君出塞,不仅巩固了汉与匈奴的友好关系,加强了匈奴与汉的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,还使当时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产生了对中原先进制度的向往。王昭君死后,汉与匈奴双方还在利用王昭君的关系来缓和矛盾、化解冲突。

尽管秦汉王朝在战国长城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长城防御体系,驻军移民,戍边屯垦,但是无形中却又与草原地区的民族拉近了距离。比如秦汉时期的广衍故城,位于鄂尔多斯市,是秦汉王朝接近匈奴等北方民族的一个县,这里既有汉族文化的传统,也有北方民族文化对秦汉文化的影响。

同时,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商定在长城关隘下互市贸易,客观上为开发北方地区、密切汉匈民族交流交往,加强文化互融互鉴开启了更加广阔的空间。

包罗万象的大唐雄风

公元6世纪中叶至公元8世纪,隋、唐王朝曾与突厥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生几次争夺控制权的斗争。东突厥汗国败亡后,唐朝政府在长城沿线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州府。在黄河北岸置三受降城,以安置突厥降户,并在其周围地区驻军屯田。其中,西受降城还成为唐朝与北方诸民族互市贸易的重要场所。

在展陈作品中,有一件唐代的摩羯纹金花银提梁壶特别引人关注(图②)。除了壶身错彩镂金带来的金碧辉煌之外,上面的纹饰更有意义。壶身錾刻出双腹相接的摩羯,有着典型的域外风格。

摩羯是印度神话中的动物形象,身形巨大,是一种鱼身鱼尾的动物,被认为是河水之精、生命之本,有翻江倒海的力量。摩羯意象大约在东汉时期随佛教传入我国,逐步汉化,在唐代融入了龙和鱼的特征,成为唐朝常见的纹饰,也正好向后人诉说着包罗万象的大唐雄风。

李唐王朝的建立者,出身于关陇集团,关陇集团的前身则是北魏六镇。所谓六镇,是北魏北边诸军镇的泛称。从社会构成来看,六镇既有匈奴、高车、鲜卑等草原民族,也包括中原汉族“强宗子弟”。

六镇军人通过整合北方乡里秩序,改造国家政治体制,加速了胡汉融合,推动了南北统一,为隋唐盛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。

换句话说,隋唐王朝的建立者天然就具备民族融合的文化传统。所以,当他们主政之后,一种更加紧密的、有效的各民族融合模式很快建立起来,而且这种融合不仅是中国各民族的融合,可以说是当时交通所及的世界民族大融合。

至少作为一个“亚洲级”国家的唐朝,其领土直接和间接地延伸到了北方草原、西域大漠。诸多部落首领与唐朝通婚,有的甚至以取得唐朝国姓“李”为荣。在这一时期,长城的防御和阻隔作用开始逐渐淡化。

正如学者李零所言:“中国为什么大?原因是它的东南部对西北部有强大吸引力,好像一个巨大的漩涡,总是吸引它的邻居一次次征服它和加入它。……夏居天下之中,商从东边灭夏,认同夏;周从西边灭商,也认同夏。……‘夏’的概念就是这样,像滚雪球一样,越滚越大。‘禹迹’是一种不断被改造的历史记忆,同时也是一种绵延不绝的历史记忆,难怪成为中国的符号。”

第一幅全面反映长城防御体系的长城地图

在这次展览中,有一件国博珍贵馆藏明代《九边图》屏(图③),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。这可以说是一幅巨型地图,所绘地图东起辽东半岛山海关,西至嘉峪关,重点包括明代九个军事重镇,故名“九边图”。

这张图的珍贵之处在于全面展现了明代长城的全貌和设防情况,是世界上第一幅全面反映长城防御体系的长城地图。图中详细绘了长城九边内外的城镇关堡、蒙古营帐、山川河流等地理内容。

明朝为防御蒙古的南下,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,逐步在北部边疆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,这就是九边防御体制。九边屯戍连绵,城堡遍布,是明朝抵御蒙古入侵的屏障,但在和平时期,又是明蒙之间进行政治、经济交往的地带。

明朝建立后,与北元的蒙古各部始终处于对立状态。

这个问题怎么解决?成为困扰明初几代君主的心头事。到了隆庆时期,双方发现,除了军事手段之外,还有一种更顺民心民意的方式,那就是互市。当时,北方蒙古首领俺答汗迫切希望能够与明朝保持长期的贸易,从而缓解蒙古族百姓的生存压力。明朝内阁高拱、张居正等也看到了这一趋势,于是经过朝堂反复讨论,经内阁议定,朝廷批准封贡互市。

这一举措,不可小觑,为当时带来了长期的和平发展环境。在互市中,蒙古各部获得了日常生存必需品,也就没有了南下劫掠的内在驱动,大明北疆基本没有与蒙古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;更重要的是,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发展。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对此评价:“九边生齿日繁,守备日固,田野日辟,商贾日通,边民始知有生之乐。”

一件件历史遗物,勾起我们对往事的回望与记忆:在北方各民族的不断兴替中,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碰撞交流、走向融合,彼此的血脉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,在中华文明中书写着生机勃勃又绚烂多姿的篇章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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